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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11月27日清晨，南苏丹北部一所中学课堂上。32岁的教师威廉（WilliamDhumDau）在教室里为学生们上课，摆脱折磨自己近两年的腹痛之后，健康让他身心轻松。十几天前，他从靠近苏丹边境的小城出发，辗转来到首都朱巴，在朱巴教学医院接受了一台阑尾切除手术。

  那台手术，由第十三批中国（安徽）援南苏丹医疗队普外科医生吴春利主刀。这原本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台手术，但在电力不稳、设备老旧、耗材紧缺的环境里，它被推到了“极限”的边缘。

  威廉住在南苏丹北部，与苏丹交界。近两年里，腹痛反复折磨着威廉。当地医院按胃溃疡、消化不良治疗，但是药一停，痛又回来了。

  直到一次在条件较好的医院做超声检查，他第一次听到“可能有阑尾问题”的提示，被建议去邻国乌干达，或到首都朱巴进一步检查。

  来到朱巴后，他先去了两家私人医院复查，B超结果都指向阑尾炎，也都建议尽快手术。但威廉迟迟没有签字。

  当时，医疗队医生助理迈克尔先把检查单发给吴春利，看完后，吴春利立刻回了三个字：“要手术。”

  见到威廉后，吴春利先用手仔细触诊，再一项项问病程细节：疼痛何时最重、吃过什么药、发作频率怎样，有没有伴随发热……问到后来，威廉有点惊讶：“你问得比前面几家都细。”

  “我问他‘是否就在这儿做手术？’他头点得很坚定。”吴春利回忆，在诊室里，他拍了拍威廉的肩：“Noproblem.Wewilltakegoodcareofyou.（别担心，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。）”

  在朱巴，病人临时取消手术并不罕见：路被封了、家人不同意、手术费凑不齐……这些理由，医疗队已经听过太多次。

  在惯常印象中，阑尾切除手术是个“常规手术”，为何威廉的选择如此慎重？随着手术的实施，这场“极限考验”开始了。

  “不等了，我们去把备用的抬过来。”吴春利和麻醉医生、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王家友对视一眼，同时转身出了门。

  备用监护仪有近二十斤重，设备模块密密麻麻，并不好搬。抬进手术室接上电源，屏幕却还是不亮。

  由于威廉身高体壮，麻醉穿刺和剂量都和普通病人不同。“姿势摆对了，椎间隙就是打不进去。”几位当地麻醉师围着看了两三次都没成功，最后，只能把威廉扶坐起来，从坐位重新穿刺。

  剂量也没有完全可照搬的标准。常规量打完，威廉的腿还抬得老高。加量、等待、再加量，直到他慢慢变成麻醉状态。

  威廉身高将近2米、肌肉发达，这对手术来说不是小细节：意味着腹壁更厚、切口更深，阑尾位置更难寻找。

  阑尾位于盲肠内后位，又因长期炎症反复发作形成严重粘连。既不能随意加大切口，又必须在有限视野里找到发炎阑尾。

  吴春利决定采用“三厘米小切口开腹”。“找阑尾找了有15分钟。”他回忆，“在国内用腔镜，十来分钟就结束了。”

  更棘手的是电刀：已超越推荐有效期，当地又只有高温度高压力消毒方式，容易损伤绝缘层，带来漏电和感染风险。

  最终，团队做了一个在国内手术室几乎不可能会出现的决定——放弃电刀，完全手工操作。

  细小的血管要靠一根线、一双手去逐个止住；每向下推进一毫米，都要重新判断一次安全边界。

  亳州市人民医院的手术室护士马标负责无菌配合和器械准备，骨科、耳鼻喉科的队员也临时加入协助。

  汗湿的手术衣贴在背上，移动式无影灯照明范围有限，苍蝇偶尔闯进视野里——这一些细节都在逼迫每个动作更精准。

  “医院条件可能简陋得超出想象，但我们从始至终按国内的标准做。”马标说，“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这些，更能理解‘救死扶伤、大爱无疆’不是口号，而是那些具体的动作。”

  近一小时后，威廉那段“十几厘米、像蚯蚓一样粗长”的慢性炎症阑尾被完整切除，就没有明显出血，切口被一层层关好。

  “那天来了不少当地医生和护士围着看。”吴春利说，“有压力，但更多是动力，得把规范操作做给他们看。”

  “我们来这里，不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技术，而是想证明：就算条件再艰苦，也可以对生命负责到‘像在中国一样’。”王家友说。

  从手术室到病房，直线米，却走得让人捏一把汗：推车一边的轮子早就坏了，路面坑洼，先是一段石子路，再是一小段用砖头垫出来的路，旁边还有的树根。

  “每颠一下，病人就疼得‘嗷’一声。”最后，几名队员干脆合力把推车抬起来，一步一步抬进病房。

  手术完成并不是终点。吴春利最担心的，是切口感染——“这里的感染率高得让人心里没底。”

  在朱巴教学医院，即便是“VIP病房”，其实只是单间、配一台电风扇和一个独立卫生间，没有监护设备，也没有中心供氧。

  “当地医生和护士更多只负责手术台上的部分，病房管理相对薄弱。”于是，从术后第一天开始，吴春利每天到医院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先去看威廉：问发热、疼痛、排气排便、饮食、活动；亲手换药、检查切口、测量生命体征，叮嘱他尽可能保持伤口干燥。

  术后第二天复查，威廉恢复状况良好：已经排气、排便，可以少量进食，下床活动自如，切口触痛明显减轻。

  “他特别关心自己的恢复，每次换药都要拍照。”吴春利每次都会把纱布小心掀开，再把手机递到威廉手里：“Yousee，verygood,verynice.”（“你看，很好。”）

  阑尾手术本身就是高感染风险手术，国内急诊切口感染率都可能达到40%，在朱巴，更不敢掉以轻心。虽然医疗队的抗生素并不宽裕，但队里决定把最好的第四代头孢优先用在威廉身上，后续口服抗生素则主要靠队员从国内贴身携带的药品支撑。

  里面，是一封工整的手写感谢信：从个人的谢意，写到对整个中国医疗队的感谢，再写到对中国和南苏丹友谊的理解。

  在朱巴教学医院的走廊上，安徽医疗队的队服上印着的五星红旗，常常比语言更先被人看见。

  马标记得，有一次他刚从病房出来，走廊里三四名家属主动让开了一条道，其中一位老人朝他竖起大拇指，嘴里冒出一句发音生硬却格外用力的中文：“Nihao！”

  王家友每次查房，身边总会多出一两个当地年轻医生，不太好意思地询问：“HowcanIgotoChinafortraining？（我怎么样才可以去中国进修？）”

  就在威廉返岗前不久，南苏丹主流媒体《城市评论报》刊发报道《AJourneyofHealing》，把他的这段经历写成一则“跨越山海的治愈故事”：从久治不愈，到误诊、辗转，再到“决定去找中国医生”。

  从1970年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算起，安徽援外医疗已经走过55年：36批医疗队、1375人次，足迹从也门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，再到南苏丹、布基纳法索和柬埔寨。累计门急诊患者超过850万人次、手术32万余台次。

  2012年起，安徽援外医疗的重心转向南苏丹。13批医疗队、近200名队员先后在朱巴教学医院接力。他们帮当地医院建起电子胃镜室、宫颈疾病筛查中心、远程影像诊断中心、远程医疗会诊中心和现代化微生物实验室，也把中医针灸、推拿等技术带到了尼罗河畔。

  “像威廉这样‘点名要找中国医生’的情况，这些年在增加。”第十三批中国（安徽）援南苏丹医疗队队长，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合作处监察专员、一级调研员张尔庆说，“这是我们一批又一批的队员用一点一滴的努力，把信任累积了起来。”

  在张尔庆看来，这台手术远不止是一次“完成得很漂亮的外科操作”：“小手术，也是大考场。我们大家都希望让当地人看到的是，中国医疗队不是来‘帮一阵子’的，而是愿意和他们一起，把医疗水平一点点往前推。”

  “救治一个个体，是当下；帮助建立起更好的公共卫生体系，是更长远的事。”张尔庆和记者说，安徽援外医疗医疗队正在筹划推进一个宫颈癌免费早筛试点项目：“我们大家都希望把关口往前移。不仅是在医院里救治患者，还要把我们的服务向基层和社区延伸，比如癌症的早期筛查干预以及其他一些重点疾病的早期预防。”

  11月11日，在《城市评论报》的专访中，中国驻南苏丹大使马强介绍，中国同南苏丹合作重点聚焦在民生和发展领域，致力于让南苏丹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，帮助南苏丹民众过上美好的生活。

  在卫生领域，马强特别提到：“从2012年以来，中国累计向南派遣13批医疗队、近200名医务人员，中国医生在南共接诊超过7万名患者，实施各类手术1200余台次。”中国政府不仅援建了朱巴教学医院、基尔·马亚尔迪特妇女医院等设施。目前，中国正在实施朱巴教学医院改扩建二期项目，完工后将逐步提升医院整体硬件水平。未来，中国将继续与南苏丹加生合作，密切医疗技术交流和发展经验分享，助力南提升医疗服务水平，更好造福南苏丹人民。

  2026年将迎来南苏丹独立15周年，也是中国和南苏丹建交15周年。2026年还是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，为落实中非领导人重要共识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，中非双方商定2026年为“中非人文交流年”。

  在南苏丹，教育和医疗，被看作一棵慢生的树——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教育需要时间，医疗更需要极度细致的陪伴。

  一台被尽力做到“像在国内一样规范”的手术，会让当地年轻医生愿意多停留一会儿、再多问几个问题；

  一封写在牛皮纸上的信，会从一个病人手里，转到一位中国医生、乃至一整支医疗队的心里。

  这种改变，连接的是一个具体的人，也是一片土地；托起的是一个生命，也是一段更加信任的未来。（中安在线）

  那台手术，由第十三批中国（安徽）援南苏丹医疗队普外科医生吴春利主刀。这原本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台手术，但在电力不稳、设备老旧、耗材紧缺的环境里，它被推到了“极限”的边缘。